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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面人物 | 醫心無塵 屠規益的人生追求

2020-09-21 11:45來源:中華兒女新聞網編輯:zxh作者:王海珍

屠規益和他的學生,劉紹嚴副主任,手術前在復習X線片,熟知病情

  如果上午沒有人打擾,屠規益教授會坐在他那間不足十平米的書房里看各種資料、中文或英文學術期刊,或伏案寫文章。

  2020年的生活節奏,對他來說,有點太閑了。“疫情發生之前,他每周去醫院看門診。疫情爆發后,他的門診停了,醫院領導也是為他身體考慮,就不讓他出門診了。”屠規益的老伴兒說。

  屠規益,中國著名頭頸腫瘤專家,中國頭頸外科學科創始人之一,曾獲得“首都十大健康衛士”、“金柳葉刀獎”等榮譽稱號,1953年自上海圣約翰大學醫學院畢業,從醫已有六十余年,今年已經93歲。

  83歲那年,需要腫瘤醫生去新疆維吾爾自治區支援當地醫療建設,屠規益聽到后躍躍欲試,申請去新疆醫療前線,“院領導不敢批,畢竟年齡在那里擺著呢,怕萬一去新疆,身體出了狀況,怎么辦。”老伴兒站在屠規益身邊說,“他做事啊,從來不考慮自己的年齡,可是組織上不得不考慮啊!”

  他想做的事情還有很多。他正在做的事情也有很多。他一輩子學習世界上對惡性腫瘤的認識,學習世界學術界對惡性腫瘤的各種控制方案,期待臨床循證醫學能得到更好發展。

  他痛心于當下醫患關系,呼吁醫學人道主義,主張醫學教育方面進一步加強。他常年活躍在門診一線,在疫情爆發前每天出診,與病人保持最直接接觸,時刻了解科研進展前沿,筆耕不輟。“醫師,并不僅僅是治病。”老驥伏櫪,亦解韶光貴。

  一生追求光與真理

  屠規益1928年出生于上海,父親開了一個印刷廠,雇了幾個工人。少年時屠規益喜歡在車間和工友們一起玩,但他發現,有的人頭一天還好好的,第二天就不見了。

  那時候食物里缺少維生素,有的人會因為缺乏維生素B患上腳氣病而去世,“工友”的離開讓少年屠規益很傷感,心里便立下志向,長大后要學醫,為了救治像“工友”那樣千千萬萬的人。

  雖不算富庶,但家境也算殷實,父親愛看書,家里藏書很多,屠規益受益于此,讀書涉獵廣泛,科學百科文學小說,手不釋卷,因為從小就讀于英文學校,英語功底也很好,考大學時,順利考入上海圣約翰大學醫學院。

  這是19世紀末美國圣公會在上海創辦的一所享有盛譽的高等教育學府,被譽為“東方哈佛”,那時醫學院都是七年制,全部英文授課。圣約翰大學的校訓初為“光與真理”,后來又加入孔子名言“學而不思則罔,思而不學則殆”。屠規益一生對光與真理的追求、對醫學發展的思考,皆可溯源于此。

  1952年,上海圣約翰大學各院系被分拆并入其他各高等院校,醫學院被分至上海第二醫學院。那一年,抗美援朝戰場上戰事正酣,屠規益所在醫學院開始為培養戰地醫生做準備。

  當年,他被分配到北京協和醫院耳鼻咽喉科實習。次年畢業,留在協和醫院工作。在黃浦江邊長大的屠規益從此開始在北京的工作生活。

  “北京協和醫院有三寶,”屠規益根據他在協和工作10年的體會,不止一次說,“病歷檔案、圖書館、老教授”。

  北京協和醫院保存了自建院以來所有病歷,其中有記載著孫中山、梁啟超、張學良、宋氏三姐妹等歷史名人的看病記錄,也記錄張孝騫、林巧稚、吳階平等一代名醫的成長歷程,許多中國首例乃至世界首例疑難和罕見病案,在檔案館內頁有跡可循。

  記錄翔實、分析得當的病歷,既是鮮活的教材,也是醫學典藏。它們不僅是西醫進入中國后的發展變化歷程,更是“身體史”研究的原始資料。

  北京協和醫院圖書館1957年被國務院指定為“全國第一醫學中心圖書館”,擁有國外各種醫學著作、各種最新的外文期刊。

  病歷檔案館和圖書館是屠規益最喜歡去的地方,老協和的病歷,觀察仔細,描寫與敘述詳細,病案討論中,有提問,有解析,全篇英文打字,是對臨床實際問題進行邏輯推理最好的學習。

  圖書館內國外最新出版的醫學期刊,為屠規益打開國際視野,他的思考與實踐一直與國際接軌,眼界一直在國際前沿。

20世紀60年代,屠規益(第三排右三)和老師、同學在北京協和醫院門前走廊上

  協和醫院的老教授是行走的教科書,各個身懷絕技,當時協和醫院實行住院醫師制度,必須“住在醫院里”,在上級醫師指導下對所管病人實行“全面全程負責”。

  病人有問題醫生隨叫隨到。“只要是臨床問題,一定要看病人,這就是協和人的傳統。”嚴謹,是“協和品質”的基石。年輕的屠規益跟在老教授身后,不僅學到技術,更感受著老教授以人為本的人文精神。協和老教授身上所蘊含的精神感染著他。置身其中,會感到前輩的托舉和鞭策。

  少年時立志從醫救人,求學時對光與真理的追求,初穿白大褂在協和醫院感受到的嚴謹與人文關懷精神,如靜水深流,緩緩注入屠規益的血脈。

  年輕時所經歷的一切,沒有一種體驗是微不足道的,一個很小的事件展開都像是命運的翅膀,所拂之處,如奇異闊大的錦緞,每一條線排在另一條線旁邊,千千萬萬條線互相平衡著,并在他的未來展現出恒久綿長的力量。年輕時從經歷里承繼的光芒,一直被他珍視、堅守,至老未變。

  “一切為病人著想是基本醫德”

  1963年,屠規益調到中國醫學科學院腫瘤醫院外科,主攻耳鼻咽喉口腔惡性腫瘤。手持手術刀,刀到病除,最初的職業感覺很好。但隨著對病人跟進了解,他漸漸感到單一外科手術的不足。

  臨床腫瘤學特點是對病人治療后,需要反饋。通常一般疾病外科手術后,手術醫師并不需要了解病人術后健康結果。但臨床惡性腫瘤學需要結果,需要一定時間觀察后,三年或五年,追問病人治療后情況。

  腫瘤切除后是否局部已經控制?有無復發?惡性腫瘤治療后一年、兩年、三年,以至長期,需要醫院隨診組及治療醫師了解。有些惡性腫瘤治療后復發,醫師需要準備再次治療。

  有一次,屠規益去術后病人家訪問,進了家門,在別人指引下才在一個角落找到病人,原本高大的漢子默默呆坐著,縮成一團,他接受不了自己不能發聲的事實。沒過幾天,又傳來一個消息:另一個術后病人因為全喉切除后,忍受不了有口難言的痛苦,跳樓自殺了。這位跳樓的喉癌病人的選擇,深深地觸動屠規益。

  上個世紀六十年代,對于晚期喉癌患者,做全喉切除術是全世界最流行的治療方法。“有沒有希望改進呢?”屠規益思考并開始嘗試,也是在那一年,他大膽實施國內第一例喉的聲門上部分切除手術,獲得成功。病人術后又生存9年,突破當時“晚期喉癌必須全切”的流行觀點。

  此后,他又逐步擴大適應癥,改為手術前或手術后放療,對更嚴重的病變切除3/4喉,使患者保留語言功能。這一方法使病人五年生存率創紀錄地達到80%,后來被廣泛推行。

  也是那一年,屠規益實施鼻咽癌放療失敗患者的挽救性救治手術,為讓病人有更多生存可能,他涉足這個被很多學者稱為“手術禁區”的地方。在嚴密查證基礎上,他為一位患者開刀施治,治療后五年生存率達到45%。

  這例手術為國際首創,引起國際學界矚目。美國斯坦福大學醫院醫師來訪時說,這是一項很大的創新,他們回去也要學習開展。此后國外也開始對鼻咽癌進行手術治療。

  很多人說屠規益有首創精神,敢為人先。他卻說,“我創新,都是被病人逼出來的”。為什么率先實施喉的部分手術?是為了讓病人繼續說話。為什么要步入鼻咽癌放療未控這類被很多人視為“手術禁區”的地方?是想延長患者的生命。因為心里始終裝著病人,所以竭盡所能。這些被逼的創新中有醫者的仁心與不忍。

  “為病人著想,是最基本的醫德。”這是屠規益常常掛在嘴邊的話。也正是基于“為病人著想”,屠規益會對手術過程及操作不斷總結,精心鉆研,大膽創新。

  在頸淋巴結轉移癌治療中,一般外科醫生主張做頸部標準的清掃大手術,他根據病人狀況,率先設計局限性上頸清掃術,減少創傷,盡量保全功能,并且保證了頸部轉移癌的治療效果。

  這是發生在上世紀七十年代,十年后人們發現,在國際醫學界流行的擇區性頸清掃術,與早年間屠規益的創新性手術不謀而合。

  全部食管癌的治療,以往是胸外科治療范圍。屠規益掌握頸部外科后,把頭頸外科解剖范圍內頸段食管癌的治療,納入頭頸外科手術范圍。

  1979年,頭頸外科將食管內翻剝脫、胃代食管等修復技術,引入下咽頸段食管癌手術。因為這種手術不需要開胸,減少了創傷和并發癥,降低了手術危險,也減輕了病人痛苦。

  也是那一年,屠規益創建舌骨肌瓣修復喉大部切除后喉內殘腔,五年生存率為75%,喉功能大部恢復,該項研究獲1995年衛生部科技進步三等獎。

  晚期上頜竇癌發展在患者眼球下,過去耳鼻咽喉科醫師在上頜竇手術中,為了保證切緣安全,都要切除患者眼球,造成容貌破壞和身心痛苦。

  屠規益在國內率先研究開展術前放療后保留眼球的治療方案,使無數患者保住眼球,生存率也不受影響。

  曾經做過頭頸科護士長,現在是中國醫學科學院腫瘤醫院工會主席的呂春梅記得,每逢給喉癌病人、帶有氣管切開的病人檢查時,病人容易咳嗽,面對醫師,由氣管切開口向外噴痰。

  屠教授總是習慣性地用一只溫暖的大手擋在患者氣管造瘺口的地方,用手直接接住。他跟護士們說:“如果是你的家人,你會嫌臟嗎?”

  頭頸科的大夫們還記得,上世紀70年代一天深夜,醫 生 宿 舍 區 大 門已經鎖了,年輕醫生們睡夢正酣。突然,一陣急促的敲門聲響起,“開門,快起來!”一個聲音反復地叫著,細細一聽,竟是屠規益!有人趕緊打開門,屠規益說:“病房 有個 病 人 病 情變化,你們雖然不值班,也該趕緊起來跟我去觀察、處理。”后來才知道,五十多歲的屠規益一著急,翻墻進了宿舍區。在他心里,病人是第一位的。

1953年一個下午,屠規益(第三排右三)在圣約翰大學醫學院三樓解剖室

  推動頭頸外科發展,倡導多學科綜合治療

  上個世紀中期,由衛生部牽頭,全國各省、市、自治區先后建立腫瘤??漆t院和腫瘤研究所。

  腫瘤??漆t院重點在于研究如何根治惡性腫瘤。跟隨世界潮流的進展,腫瘤醫院建立惡性腫瘤多學科治療會診制度,集中團隊(外科、放療科、化療科、病理科等)智慧,力圖攻克惡性腫瘤臨床難題。

  但是,由于我國醫師受醫學正規教學尚且不足,??浦委焼栴}更是層出不窮。腫瘤不是多發病、常見病,腫瘤??漆t師數量尚且不夠,以“多學科團隊”治療惡性腫瘤的方案還未深入醫師的心。

  中國醫學科學院腫瘤醫院建院后,腫瘤臨床治療也經歷過醫師為自己科室爭取患者的階段,科室間有過爭論。隨后,在院領導支持下,建立臨床多學科會診制度,每周一次,集思廣益,各學科醫師在一起商討新病人的治療方案,一直延續至今。

  頭頸外科是上世紀五十年代,在美國腫瘤醫院普通外科醫師和美國綜合性醫院耳鼻喉科醫師們在學術爭論中誕生的。

  兩個用手術刀治病的科室在為頭頸腫瘤患者治療爭取權益中發展和壯大。屠規益從耳鼻咽喉科轉到頭頸外科的時期,正是美國頭頸外科成熟、發展的時代。

  有著國際視野,敏銳洞察力的他,從最新期刊文獻中了解到這一點,認為這樣改組擴大了科室治療內容,有利于病人治療,他及時和同事們跟上這一變革,就此發展了腫瘤醫院頭頸外科,推動了中國頭頸腫瘤外科的發展。“醫師對現有治療方案不滿足,才能對新事物敏感。”

  1985年,全國頭頸腫瘤學術委員會正式成立,組織綜合醫院口腔頜面外科、耳鼻咽喉科、放療科和腫瘤醫院頭頸外科參與。這種由三大學科組建的方式,國際尚無先例,中國三甲綜合醫院耳鼻咽喉科,也紛紛組織耳鼻咽喉—頭頸外科,推動同類疾病患者的治療。

  屠規益認為,頭頸腫瘤學和頭頸外科學不是一回事,同樣,普通外科與腫瘤外科也不是等同的。

  腫瘤治療史證明,單靠外科已經不能解決腫瘤問題。做一個合格的腫瘤醫師,必須對惡性腫瘤具有多學科、多手段治療訓練。

  外科在腫瘤治療中的地位是決定性、主導性的,但外科不是治療腫瘤唯一方法,而應當是多學科治療的組織者。

  “醫師首先需要以具有醫學人道主義的心意來對待患者需求,同時以循證醫學方法來治療,完成腫瘤根治計劃,造福腫瘤患者。”

  屠規益常常呼吁人們重視醫學人道主義,運用循證醫學方法來治療病人。國際上的動向是:人道主義和醫療改革。

  循證醫學(Ev id e nce-b a s e dMedicine,EBM)是20世紀90年代興起的一門新興學科。David Sackett教授的經典定義即“循證醫學是慎重、準確、明智地應用當前所能獲得的最佳研究證據來確定患者的治療措施”,實質是現代臨床醫療診治決策的科學方法學。循證醫學是將最優研究證據與臨床醫生技能、經驗和患者期望、價值觀三者完美結合,并在特定條件下付諸臨床治療、預防、診斷、預后等醫學實踐的實用性科學。

  相比傳統醫學,循證醫學有其獨特醫學實踐要素和優勢。循證醫學強調“證據”及其質量作為臨床實踐的決策依據,提倡將醫學實踐經驗與當前可得的最佳證據有機結合,充分考慮服務對象的期望及選擇,可不斷提高臨床醫療質量和培養醫學人才素質,促進臨床醫學發展,從而為患者提供更優質高效的醫療服務。

  屠規益擔任頭頸外科主任期間,延續醫院傳統,竭力推廣多學科之間合作,“當時多學科治療在我國還只是個理念,按醫院分科制度,醫生習慣于用本科室的手段治病,為本科的利益服務。

  怎么搞好各科室間配合?不容易。”他說,不容易也要往前推進,“這是國際慣例。多學科的醫生要一起會診,依據病人情況制定個體化治療方案。就拿頭頸部腫瘤來說,到底手術還是放療?先手術還是先放療?不該是哪個部門說了算,而是病情需要說了算。”

  腫瘤醫院數據:口腔癌單純放療五年生存率27%,單純手術五年生存率57%,而術前放療五年生存率則高達81%。下咽癌則依次為:放療17%,單手術20%,綜合治療49%。有些腫瘤治療后生命長與短,功能好與差,就在合作與不合作之間。

  屠規益主動向放療科等非手術科室尋求幫助,見他真摯熱忱,其他科室慢慢配合起來。在他們齊心協力下,下咽及頸段食管癌放療加手術后五年生存率顯著提高。

  有一組腫瘤醫院頭頸腫瘤治療數據對比,結果顯示,用多學科治療后生存率優于單一學科治療。

  中國醫學科學院腫瘤醫院下咽及頸段食管癌的治療數據顯示:用手術+(術前或術后)放療(化療)的生存率最好,五年生存率在40%以上。單一治療手段(單純放療,或單純外科)療效差,生存率在20-30%。

  “單一治療手段效果明顯不如綜合手段治療,不應繼使用。”屠規益說,“2016年,我院頭頸外科、胸外科及放療科醫師在醫學雜志上發表的一篇文章,總結報告2006-2015年90例下咽及頸段食管癌患在我院治療后的效果。但呈現的有關生存率資料使人吃驚??偟娜晟媛?6.6%;生存曲線顯示,五年生存率在30%以下。大大低于頭頸科上世紀治療結果(五年生存率44.5%及47%)。這一近期論文報告全部治療病例中,多學科治療只有29例,有40例是單純手術。說明在這一時段內,我院在20世紀后半期積累的多學科治療原則,沒有被認真地在以后年代的腫瘤治療方案中傳承應用。”

  屠規益寫道,我們理應吸取這一教訓;以后如何持續提高患者的生存率?數據顯示,除了喉癌以外,對所有頭頸鱗癌三、四期患者,應用外科加放療(部分加化療)的多學科治療計劃可以提高生存率。

年輕的屠規益,在為住院醫師講課

  屠規益目前擔憂的是:是否所有參與治療的科室醫師都有同樣認識?即使理論上同意,在實際治療應用過程中,是否還有認為自己科室優越的意識阻礙?

  例如:外科醫師大多不喜歡術前放療,怕術前放療后組織有放射損傷,影響傷口愈合。愿意用手術后放療方案。放療科醫師大多喜歡先放療,后手術。不愿意對手術后傷口(術后沒有可見腫瘤),設計放療。這兩個傾向實際上可以歸納到一點:即使在多學科治療有利的前提下,各不同科室醫師都重視應用自己科室方案治療患者,這就客觀上造成各種治療手段安排不當,導致有效方案不能在患者身上正確貫徹。每一個醫師應該及時改造本科治則高明的思想。

  屠規益也指出,多學科治療是規范,但是,臨床實施存在一定困難。這是因為多學科是多醫生組成的,醫師歸屬各科室,如果醫師為自己科室收治患考慮較多,多學科治療的正確選用就困難,這是目前醫院制度的限度。

  應該看到各科醫師對多學科治療認識有不同,總有一部人雖然在理論上承認多學科治療腫瘤的優越性,但在實際操作中,還是認為本科治療手段比其他科室優越。這是當前醫師職業限度。也有經濟利益影響。

  屠規益說,腫瘤醫師需要對患者具有高度的人文關懷,脫離對自我科室的欣賞,才能保證多學科計劃的穩妥落實。“作為治病救人的醫師總是把患者的需要置于自己的興趣之上。要不屈服于醫療環境中各種思想和市場壓力,更不會因經濟利益影響他們貫徹醫療倫理道德的決心。深切期望投身于腫瘤事業的醫生、護士們,在醫學人道主義教導下,為腫瘤病人應用循證醫學方法,貫徹多學科醫療原則,為患者全面服務,爭取最好的效果。”

  “心不近佛,不可為醫”

  美國科學史家薩頓在《科學的生命》一書中說:“醫學是一門人學,是關系人類幸福的事業,對人的全面關懷為醫學應有之意。”是的,醫學不是一門純技術,而是人類情感的延伸、人性善良的表達。

  悲天憫人,敬畏生命,是醫生必備的基本職業素養,所謂“心不近佛,不可為醫”。

  屠規益想病人所想,不斷在學術領域創新,在他擔任頭頸科主任期間,努力營造包容創新的學術環境,形成了學科進展和病人受益的良性循環。

為喉癌切除術后患者組織“食管發音學習班”,使患者有條件重返正常生活。這是開幕式,屠規益在講話,左手三位是患者

  他經常對年輕醫生說,當前某些外科治療方法有一定的局限,但這并不意味著永遠。他鼓勵創新,但有一個原則是,創新背后的病人更重要,一切以“病人利益”為衡量標準。

  屠規益反對不負責任的標新立異和過度治療。比如,國內外不少專家曾經一度宣傳對臨床無頸部轉移的病人做經典性全頸清掃術、一律做甲狀腺全切除術、鼻咽癌首先手術等等。

  屠教授領導的科室從未盲從這樣的術式。他認為,醫師需要深切體察患者的痛苦,走出“技術崇拜”的誤區,讓治療更符合人性。

  任何一個病人,都是有血有肉有感情的生命,而不是一堆機器零件,或者一個疾病載體。醫師理應慎重對待每一個決策。

  做手術既是“技術活”,也是“良心活”。一個好醫生,不僅要讓病人活下來,還要讓病人活得好。

  任何治療都要“以人為本”,不能“見病不見人”。尤其是當患者無法承受治療的不利后果時,“少做”也許比“多做”更有益。

  中國醫學科學院腫瘤醫院頭頸外科科室主任醫師、教授徐震綱是屠規益的學生。他印象深刻的是,老師精于手術,卻不像很多外科醫生那樣熱衷于手術。相反,屠老總在各種場合提醒同行“三思而后行”。

  他的訓誡,學生們謹記在心——“是病人需要做手術,不是你醫生需要,所以一定要根據病情決定做不做,做大還是做小。以最小的手術獲得治愈才是最大的成功。”“不能只講切切切!外科大夫只知道怎么做手術是不行的,應該知道怎么不做手術。

  惡性腫瘤治療已經超越了單一外科范圍,要多學科參與。”“醫生不能給自己太大的寬容。你考慮問題不成熟,出了問題,你可以慢慢改,但對病人來說損失已經造成了,不能挽回。”

  “無論多繁忙,無論多勞累,病人的利益是至高無上的。”

  有的外科醫生常常追求所謂的大手術,以此獲得所謂的成就感。屠規益糾正:醫生的成就感應來自于治愈疾病,以最小的手術獲得腫瘤的治愈才是外科醫生的最大成功。手術只是外科醫生的一部分,手術刀是把雙刃劍。

  當他看到一些外科醫生把手術臺當成了流水線,手術成功就完了,不去關心手術后病人的生存情況,他會很痛心,“除了做手術,還要想怎么能讓病人活得更好。”諄諄教導后背后也道出屠規益對現代外科醫生的職業期待,做一個手術大夫,而非手術匠。

  現代臨床醫學之父威廉·奧斯勒曾這樣概括行醫:“它是一種專業,而非一種交易;它是一種使命,而非一種行業;從本質來講,這是一種社會使命,一種善良人性和友愛情感的表達。”

  醫學早期發展所表現出來的倫理性和醫務人員美好品德,形成了樸素的人道主義性質,成為醫學人道主義思想的萌芽,也奠定了醫學人道主義道德原則的基礎。

  醫學人道主義原則的內容是以生命神圣論作為自己的價值論基礎,強調尊重病人;以義務論為核心,強調尊重病人的權利,維護病人的利益;以病人作為主要對象,強調尊重病人的人格,構成了實驗醫學人道主義原則的確立,進一步從道德意義上明確了醫學對人類健康事業所負有的道德責任,肯定了醫學事業救死扶傷和為人類健康服務的道德性質,從而要求每一個從事醫學事業的人都必須以治病救人為自己的天職。

  屠規益曾經在文章《〈頭頸部腫瘤綜合治療專家共識〉之我見》里,寫過這樣一句話:“國外專家指出:近年來,醫學界有兩個重要動向:第一是貫徹醫學人道主義,醫師應該理解‘患者對于醫療決定有自己個人的價值觀、目標和意愿’;第二個動向是在循證醫學實踐中,醫療決定應源自堅實的科學基礎。這兩點是腫瘤醫師所要遵循的和用來衡量任何‘共識’的。”

  醫學人道主義和循證醫學是他畢生遵循的準則。對待學術不端和損害病人利益,屠規益“零容忍”。

  一向以好脾氣著稱的他每每遇到治療不當案例時,會拍案而起,撰文發聲,有人提醒他這樣會得罪同行,他反駁,是同行情面重要?還是病人生命重要?

  一個13歲男孩,被診斷為鼻咽癌,在一個北京三甲醫院手術后,造成上頜骨手術后壞死。屠規益看了心痛,寫一篇文章詳述手術不當的地方,公開署名發在健康網上。有人勸他隱去姓名,他生氣了:“有什么怕的?這還不管,再有病人遭殃怎么辦?”

  有一次,屠規益看到一篇文章,論述用化學類藥物完全代替手術治療喉癌。他又生氣了:“論證不嚴謹、結論會誤導醫師和患者。”他立即寫了文章,針鋒相對,提醒醫學工作者絕對不能憑空臆想。“要向先進經驗學習,但是向國際水平接軌要有自己的人文底蘊和學術底線”。

  在最新撰寫的一篇文章中,屠規益以《循證醫學》雜志刊發的一篇喉癌治療不當的文章為例(醫師在治療過程中處理不當,使一期患者在該院醫師處理下,發展到晚期),評論病例治療過程中失敗的原因。

  屠規益說,《循證醫學》雜志編輯部刊登這樣的文章,很有勇氣,醫學進展靠成功病例鼓舞,但失敗案例也會給人以警醒。

  他會毫不客氣地指出華北地區一家腫瘤醫院,醫師撰寫的文章所用的方法已經是頭頸腫瘤臨床治療報告中所不主張的。“有隨訪,但沒有生存率報告,沒有實證,這是腫瘤臨床的一個重要失敗。沒有生存率來證實手術有效。”

  屠規益說,“醫生的成就不是你會做多少臺手術,而是要關心走下手術臺后,這個人還能不能活下來,活得好。醫生要對病人負責,而不僅僅對手術負責。”

  他重視術后隨訪,隨時關注手術后病人的生存情況。上個世紀八十年代,有一個病人手術后,醫院發的幾封隨訪信都沒有收到對方回音,屠規益不放心,趁著周末休息時間,和放療科醫師騎著自行車在北京城內穿梭,尋找術后病人,為的就是看到手術后病人的生活現狀。

  “病人下了手術臺,并不是一臺手術的結束。對病人的觀察和后續隨訪,非常重要??上?,現在越來越多的醫院不重視隨訪了。”

  屠規益不止一次地撰文發聲:“醫師這一職業不應受市場經濟的沖擊影響,應該經常維持和加強醫師倫理學的教育,始終把患者利益放在醫師利益之上。”每每提及這個話題,93歲的老人胸中萬千感慨,不知何處排揎。

我國召開世界性頭頸腫瘤學術會議,與會的美國紐約腫瘤醫院頭頸腫瘤教授向屠規益祝賀80歲生日

  讓切除全喉的患者說話

  希臘醫學先驅希波克拉底曾說過,醫生有三件法寶:語言、藥物、手術刀。遺憾的是,這句古老的格言已經被很多人淡忘。

  西醫帶來醫院這個神秘的空間,帶來聽診器,也帶來各種實驗儀器和檢查設備,它們一起制造著哲學家傅柯所言的“權利的空間”、“沉默的暴力”。

  西醫系統下傳統的醫患關系賦予醫生對病人的權威和責任,病人在醫院成了沒有權利感的群體。正如威廉·奧斯勒早已預言的:現代醫學實踐的弊端是,歷史洞察的貧乏、科學與人文的斷裂,以及技術進步與人道主義的疏離。

  屠規益認為,醫師要警惕千萬不要把自己變成只會操縱機器和器械的匠人和純科學家。

  醫學隨著人類痛苦的最初表達和減輕這份痛苦的最初愿望而誕生,是人類善良思想和互助行為的表達。醫學越來越發達,技術日新月異,真正的考驗已不再單單是去除病人的病痛,而是醫生能否以將心比心的態度對待病人。

  屠規益在局部麻醉手術后,常向患者低聲說一句:對不起,讓您受苦了。這句話,他自己并不覺得有什么特別,帶給病人的觸動卻很大。病人意識到,自己在手術臺上受到尊重,并不僅僅是病例中的一個數字。

  有媒體曾報道,一位年輕醫生患甲狀腺瘤,屠規益為他主刀。當手術結束時,屠教授照例對他說:“對不起,讓您受苦了!”年輕醫師深感震撼。

  作為一名外科醫生,這位年輕人也為別人做過很多手術,卻從未對病人說過類似的話。當病人喊疼時,他常對病人說:“手術哪有不疼的。”換位感受之后,這位年輕醫生也開始學習屠規益對待病人的溫暖態度。

  屠規益常對學生說,“醫療工作是一系列工作有機結合”。包括如何與病人、家屬溝通,必須做好每一個環節。

  他注重細節,中國醫學科學院頭頸外科副主任劉紹嚴回憶,當年屠老帶自己上手術臺時,“就連如何關閉皮膚傷口才能使手術后瘢痕最小、如何包扎傷口才能使病人痛苦最輕,甚至連如何更換喉墊,他都親自教給我”。

  耳濡目染,屠規益的學生們漸漸開始對手術之外的工作和操作,從輕視到重視,養成習慣。

  有些住院醫生厭煩日常為病人換藥,覺得千篇一律,沒有什么技術挑戰性。屠規益對他們說:“你們換100次藥,可能只有5次有收獲,但不換這100次,誰能告訴你這5次的經驗呢?自己不親自動手,是難以體會提高的。”

  日常細節中包含著醫師的責任心,當醫師發自內心地站在患者角度考慮,問診時語調溫和,認真傾聽病人的傾訴,這種行為本身就可以撫慰病人的焦慮和苦痛,也會增進病人的信心。醫患之間良好的互動也可以提高醫生的救治成功率。

  醫學人道主義貫穿屠規益行醫生涯,他面對的不再是一個個冷冰冰的疾病,而是一個個鮮活的生命。他們或許是一個家庭中擔負全家生計重任的父親;或許是一個陷入病痛折磨的媽媽,家中有期待她趕快回去的孩子,他們都對生命懷著深深的渴望,期待在醫生助力下戰勝病魔,再次回歸正常生活軌跡。

  “面對每一個病人都是一次考試。”屠規益說,面對每一個病人、每一次考試,他都“如臨深淵,如履薄冰”,不敢有絲毫大意。

  屠規益擔任頭頸外科主任時,常對科室醫師說,“如果有本事切除喉,應該思考如何讓切除全喉的患者說話。”他深知人不能說話的痛苦,“讓喉癌患者術后都能講話”是他努力方向。

  著名相聲演員李文華,1983年罹患喉癌,他慕名找到屠規益,屠規益和同事們一起分析李文華病案,又與放射科醫生共同商討后,向李文華提供兩條治療途徑——手術和放療。

  李文華考慮到自己的職業需要聲音,放棄手術治療,接受了足量的放射治療。放射治療又給了李先生兩年的時間,綻放在相聲舞臺。

  醫師與病人,共同選擇了承擔未知的風險。兩年后,卷土重來的癌細胞,再次將李文華打倒,這次已經別無選擇,需要接受手術治療。

  全面檢查病灶過程中,屠規益發現李文華的喉軟骨已遭到破壞,必須全喉切除,否則將有性命之憂。手術成功了,李文華感激屠規益為他做出的努力,但也有失落,一輩子靠聲音吃飯的他,再也說不出話了。

  患者生命保住了,但喉嚨沒了。作為醫生,到底算不算盡責?多年前屠規益去家訪時看到發不出聲音的術后病人痛苦蜷縮在一角的場景又觸動了他,沒有喉嚨的患者,這樣的生活狀態或許不是他想要的。

  雖然醫生在選擇手術方案時會盡量避免使用全喉切除術,但由于治療需要,國內每年仍會新增2萬多名無喉者。終身都不能再開口講話,這樣的苦痛對活著的人也是一種折磨。怎樣才能幫到這些失去喉嚨的人呢?

  “一定有辦法讓他再發出聲音。”手術后,屠規益帶著李文華進行食管發音訓練,僅僅一個月后,李文華就能講出一些簡單句子,能緩慢但正常地與人交流,他咬字清晰地說道: “我非常感謝屠主任,沒有他,我的生活不是現在這個樣子。”

  李文華的成功給屠規益很多信心,他多方收集信息,萌發在科室開辦“無喉發音培訓班”的想法。

  這與醫院主業似乎無關,當時醫療資源緊缺,醫生們覺得手術都忙不過來,哪里還有時間開辦發聲培訓班?屠規益不愿意放棄,他循循善誘:病人術后也想要有質量有尊嚴的生活,如果站在家門外敲門,想進房間,里面的人問是誰?你張口發不出聲音,只能著急,你有什么感受?慢慢地,科室內的積極性被調動起來,當時的護士長呂春梅擔任培訓班負責人,大家找教師、自學、編教材……經過幾年小規模試驗,1990年,訓練班終于開起來。

  屠規益親眼看到,通過食管發聲訓練,曾經失聲的學員在這里艱難地吐出第一個字,繼而一句話,繼而幾句話,恢復正常交流,生活似乎也被重啟。

  李文華也成為訓練班特約輔導員,常到病友們中間,為他們打氣鼓勁。

  喉癌手術26年后,李文華因慢性肺源性心臟病醫治無效,在北京朝陽醫院病逝,享年82歲。在這期間,他一直是“無喉發音訓練班”特約輔導員,幫助很多無喉患者找回了聲音。

  “無喉患者發音訓練班”至今已經堅持二十余年,教會幾百名無喉患者開口說話,讓他們在失語痛苦中看到希望,告別無語世界,回歸正常人生活。

  訓練班不僅面向病人,還面向外地醫護人員。屠規益在外地學術交流過程中,發現當地也有很多術后無喉患者苦于沒人指導訓練,就讓當地醫院選派護士來醫院學習,學成后再去培訓當地病人。多年來,許許多多無喉失聲者通過食管訓練,重新發聲說話。

  呂春梅也在屠規益指導下寫了多篇關于無喉患者發聲的論文,發表在學術期刊上。文章顯示:術后以集中辦學習班的形式,利用吸氣法或注氣法對276名學員進行了3周的食管發聲訓練,結果成功率為89.8%(248/276),發聲良好占69.7%(173/248)。

  食管發聲訓練后食管語音基本接近正常人的聲音,不用任何器械,經濟簡便,同時又避免外科手術的麻煩和痛苦,因此食管發聲是無喉者言語康復較理想的方法。

  屠規益在學習班上向無喉者“檢討”說:“我對不起你們,我沒有想到早一點辦這樣的學習班。”

  “有時去治愈,常常去幫助,總是去安慰”

  作為國家頭頸學科開創者,屠規益一直思考學科人才培養。這關乎學科發展,更關乎病人命運。在學術方面,他要求嚴謹,英文功底深厚的他常年關注世界上頭頸學科最新發展,要讀書,要寫文章,要多讀原版期刊,這是他對學生的要求,更是對自己的要求。“美國學術界有個說法,‘publishor perish’(要么寫文章,要么毀滅)。我是這么做的,也很希望學生們能做到。”屠規益說。

  屠規益先后擔任《中華耳鼻喉科雜志》副主編、《耳鼻咽喉-頭頸外科》主編,是美國外科醫師學會名譽會員、美國耳鼻咽喉科學會名譽會員,出任美國《喉鏡》雜志國際編委等職務。

  從醫60余年,屠規益已在國內外主要期刊發表論文近200篇,編著??茣?本。他編著的《頭頸腫瘤學》獲衛生部科技進步二等獎,編著的《惡性腫瘤手術新動向——器官功能保全性根治術》獲第六屆全國十家科普期刊優秀作品一等獎。他寫的文章光目錄就打印了七頁。

  多年與屠規益共事的呂春梅說,他總是督促我們寫文章,不厭其煩一遍一遍幫我們改,“我們大部分文章是他逼出來的,但寫論文過程中,的確有很多收獲”。

  有時候其他科室、兄弟醫院的年輕人請他修改論文,他也總是一口應下來,認真修改。有一個年輕醫師的文章,屠規益整整幫著改了七遍。

  除了讀書、寫作,屠規益對學生的要求更體現在臨床學習中。“你們掌握病人命運,必須把基本功練扎實,絕不許急功近利、眼高手低”,這些教導深深印在劉紹嚴腦海中。三年博士生涯,他絲毫不敢懈怠,因為每一次查房、討論,都有屠規益為他們精心準備的課業與考試。年輕的屠規益在協和醫院跟著老教授們查房時,總有來自老教授們出其不意的“考試”,他從中受益頗深,如今,他又以這樣的方式教授學生們。

  學生們記得,有時屠老遇到影像學或其他學科他不能十分肯定的問題時,總是讓患者等一等,自己跑到門診樓上影像學專家那里去咨詢,聽取他們的見解,再提出自己看法,直到確認,一絲一毫不馬虎。

  醫生一點判斷失誤,可能就會影響病人治療,多等一會、多問一聲又何妨?言傳身教中,優良的醫風在老中青之間傳遞著,把醫學人道主義思想逐漸地、自然地貫穿在各項醫療活動和工作實踐中。

  為幫助年輕醫師迅速成長,在培養住院醫師時,他曾經不厭其煩地用顱骨,帶領年輕醫生學習12對顱神經、頭面部解剖,讓他們打好解剖基礎,做更好的外科大夫。

  他鼓勵年輕大夫及時總結科室經驗,上報成果獎。很多人問他:“你自己為什么不去報科研成果?”他說:“應該給年輕醫師更多快速成長的機會,這是科室建設需要。”

  他愿意在背后托舉著年輕人。腫瘤醫院頭頸外科主任徐震綱說,屠規益從不計較個人名利,為了提攜后人兩次謙讓,讓學生上報科研成果獎,有兩項成果分別獲得衛生部科技進步獎和國家科技進步獎。

  如果屠規益有這兩個獎項,對申報院士非常有利,但他放棄了。“屠大夫最關心的是頭頸外科這個學科的發展,希望中國人不要落在世界后面。”

  屠規益曾撰文分析人才培養問題,他認為,我國耳鼻咽喉科醫師缺乏普通外科訓練。“美國和香港耳鼻咽喉學院規定,醫師訓練應該包括基本外科兩年。

  耳鼻咽喉科屬于外科體系,但不少到我院進修的中層以上醫師缺少外科基本知識,如不懂傷口處理、體液平衡及營養問題,到手術臺上不會用刀解剖和結扎止血等,這是因為綜合性醫院耳鼻咽喉科臨床醫師日常治療不需要這些知識,而大一點范圍的手術處理較少,不足以全面地訓練三甲綜合醫院的耳鼻咽喉頭頸外科醫師”。

  還有一種情況是很多醫師不能及時掌握大量專業信息。由于有些醫師不能用外文閱讀資料和文獻,也沒有時間讀國內專業期刊,日常業務量很大,醫院又要忙于創收,臨床處理方式往往10年或數10年沿襲之,缺乏創新精神、競爭意識。

  “當我們和外國醫師交談討論時,深切感覺到他們知識面廣,??漆t師不僅掌握專業,并且了解醫學進展的全面,這是我國醫師所不及的。”

  屠規益擔任頭頸外科主任時,為了培養更多頭頸科人才,每年都為全國腫瘤醫院舉辦高級醫師培訓班,讓外地醫師重點觀摩和學習手術,傳播先進治療技術。

  屠規益考慮的,不只是一個科室的水平提高,更是全國頭頸外科的整體發展。2010年,他捐出50萬元發起成立基金支持培養全國省市級腫瘤醫院年輕的頭頸外科醫生。徐震綱深受感動,也主動捐出50萬元。屠規益治療過的一位病人受感召也捐出10萬元。加上屠規益的朋友、美國耳鼻咽喉科教授,動員美國藥廠捐贈人民幣100萬元,共300萬元,設立“頭頸腫瘤學人才培養及科研基金”,從2011年開始每年選4到5名年輕醫生派往美國紐約和休斯敦的腫瘤中心培訓半年。美國兩個腫瘤中心聽說這是中國醫生私人捐款資助的培訓項目,很快就同意展開合作。

  “他們去,不只是學技術,技術國內并不差,手術機會多,關鍵是學習怎么對待病人。”屠規益說。有人說他傻,自掏腰包,可能什么效果都沒有。

  他說,自己也沒奢望過在有生之年看到成果,但至少,“我們在嘗試,會有變化的”。他深知,培養學生是一個長期過程,只要方向對,慢慢往前走,總比在原地強。

  國內有的醫師,而且不止一位,向屠規益問起:“我們費事去學習外文有何用?”屠規益每每覺得痛心,“向世界先進醫學學習并引進,是我國醫務人員一個重要任務”。

  他鼓勵年輕的醫師們學好外文,多看外文書,如此,才能不斷了解國際前沿信息,不斷創新。當他聽到自己學生說,不需要讀外文資料時,他反駁,要有遠見,不能固步自封,學術發展離不開學習與交流。只要不出診,他最常做的事情就是在網上檢索最新學術文獻,寫文章,發表學術觀點。

屠規益和夫人高學勤

  2000年,79歲的屠規益“封刀”,告別手術臺,但遇到難度大的手術,他會陪在學生身旁。即使連續站立幾個小時,他依然會堅持看學生縫完最后一針,并親眼看到傷口包扎好后才離開手術室。

  離開手術臺,但他從未離開過門診一線。于他而言,醫師從來就不是一種職業,而是一種使命。

  醫院是人間劇場的濃縮地,每天上演無數生離死別,醫生每天要面對各種可能性,正如威廉?奧斯勒所言,醫學是一門不確定的科學和可能性的藝術。但這也是醫師工作吸引力所在,要抓住每分每秒,用自己的知識和技能去搶救生命,去改變一個人甚至一個家庭的命運。

  不久前,屠規益去南方一個城市進行一次頭頸腫瘤發展學術培訓,在他即將離開之際,有幾位護士聯名給屠規益送一個相冊,上面寫了這樣一句話:“您讓我們感受到:醫術,從來不只是技術上的治療;還有心靈上的慰藉,人文上的關懷。”屠規益喜歡這句話,常常拿出來讀,“我們的護士說得太好了,治療腫瘤患者,需要醫術和技術,對腫瘤患者更要有心靈慰藉、人文關懷。”

  “有時去治愈;常常去幫助;總是去安慰”,撒拉納克湖畔,醫學博士愛德華·特魯多墓志銘上這句話,像泛著波光的湖面,粼粼生輝,一直閃耀在屠規益心底。(封面攝影 王中鴻)

  [本文刊于《中華兒女》雜志2020年第14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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